理想的大学

AIO

理想的大学该是什么样子？星期天突然想到。
星期天早晨，有我最喜欢的NPR（全美公共电台）主持人丽安·汉森的节目。吃完早饭，举哑铃的时候，丽安就笑盈盈地请来顶呱呱的谜语大王威尔·肖茨，让我猜15分钟字谜。
威尔是当得上一个“顶”字的。据维基百科介绍，他拥有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的“ 谜语学”学位，前无古人——但愿别后无来者！威尔的故事，得从1974年他进印地安纳大学（简称印大）讲起。在纪录片《字戏》里，威尔回忆了那段峥嵘岁月。印大有一条了不起的规定，本科生可以自行设计学位课程，专业方向不限，只消满足基础课及学分要求。威尔从小爱猜谜，就试着提交一份谜语学学位课程计划。教授们大吃一惊，将他叫到办公室问话。他把“学术意义”振振有辞说了一通，居然被批准了！于是，威尔按照自己的规划，念完谜语学课程，写出西方谜语史的论文，戴上了学士帽。他是事业心极强的人，因为，接着他考取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，三年后获法律博士学位，也未受律师楼的诱惑而改变志向。他没去考律师，却进了一家杂志社编写字谜，开始了艰巨而辉煌的谜语编辑与创作生涯。
我在威尔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大学。那里，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，而不必套进同样的模子，试图长成或装扮同样的身材，千人一面，一个脑袋。
二
不知是家境贫寒还是因病辍学，黛文没能上大学。后来结婚成家，攒了点钱，才下决心，去哈佛的社区成人教育夜校报了名。那是16年前的事。
黛文选了英文专业，她的兴趣爱好。有一门书籍史，是侯敦图书馆主任司托达先生的课。开始她有些犹豫，怕内容深，考不过。可是司先生把古书行当讲得神了，她一头钻进侯敦图书馆，在司先生的指导下，学会了修复古书。慢慢地，又摸清了古书市场的门道。一不做二不休，她借了8000美元做启动资本，拉上丈夫一块儿四处觅古书。终于，在哈佛附近开了一爿夫妻小店，专营18世纪以前的古书。现在，这家松木地板、飘逸着羊皮纸同浆糊清香的书屋，已经誉满全球：出版古书目录达三十余种，客户包括欧美各大图书馆和收藏家。不过，黛文最自豪的，还是买到一册破旧的英国史，扉页带一个印记“Bibiothecae Harv；Lib；170920；1；8”。原来是哈佛图书馆1764年大火的劫余，当时被人借出而存世的孤本：黛文替哈佛找回来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，入藏侯敦。
侯敦图书馆从前我常去，听老馆长邦德先生讲中世纪抄本与早期印刷版本。那是邦先生1986年退休前最后一次开课，我的导师班生先生嘱咐，邦先生的古书学问尤其鉴定抄本残卷和手稿笔迹的本领没人赶得上，一定不可错过。其时司先生是老馆长的助手，尚在中年，留一部黑白相间的美髯。每节课所用古书，由他放在一个带轮子的小书架上推来书房，然后就恭恭敬敬地立于邦先生身后，从不插话。邦先生讲到哪一本，他便从书架上取下，让我们轮流过目。
邦先生是哈佛的语言史博士，古典语文之外，还研究文艺复兴与18世纪文学。关于邦先生有个出名的故事：两百多年前，英国有个学者斯玛特（1722~1771），才高八斗，译过大卫王的《诗篇》和罗马大诗人贺拉斯。后来不幸患了宗教癫狂，老在大街上跪着祈祷。结果被送进疯人院，同一只猫儿做伴。关了七年出院，却又因欠债收监，死在牢里。留下一沓凌乱的手稿片断，至1939年，方才整理发表，题为《欢愉在羔羊》，学界轰动一时。可是好些段落十分费解，仿佛密码，无人能解读。邦先生二战期间投笔从戎，曾破译日军密码。复员后到侯敦工作，见了《羔羊》的手稿，便有心破译。一天，他半夜醒来，忽然灵感降临：会不会是原稿曾经折叠，破损了导致片断的顺序错乱？他在脑海里“逆向工程”复原……果然，将片断重新“叠”过，原先密码似的文句就一一对上，意思就通了！而且，字字合着节拍，那么热烈，竟是一首祈祷般的献在上帝面前的长诗。
我想，黛文在司先生课上听的“浪漫传奇”，肯定有老馆长寻访古书、破译残卷的故事。大学的理想，或推进学术探求真知、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价值观，便是寄寓于如此美丽的一个个故事而传承的。缺了这些故事，钱再多，也堆不出哪怕是稍微像样的大学。相反，大学一旦被金钱腐蚀、为权势支配，就成了发财商人和大员秘书的停车场。
三
读者有心或许会问：那些都是美国的故事，中国呢？偌大的国家，可有一间理想的大学，书上描绘的西南联大不算？
有的。星期天早晨，威尔由丽安搭档，拿字谜把影星汤姆·汉克斯绕得团团转的当儿，我的思绪从印大和哈佛夜校，飞向我的母校昆明师范学院（今云南师大本部）。
如果放在时下流行的大学排行榜上打分，30年前的昆明师院，绝对只有垫底的份，离媒体宣传的“一流大学”指标差十万八千里。然而，她有三样排行榜容纳不了的宝贵价值：自由、宽容、关爱学生。
因为自由，我们班21个老知青，“政治面貌”清一色的群众，一入学就“造反”。闹到省政府，闹到教育部，直至发文推翻高考录取截留中学英语教师的“土政策”，把我们从两年制“专修班”恢复为四年本科。因为宽容，我们可以要求（没错，是要求，不是请求）学校掉换政治教员，聘任一位没有大学学历但精通国际共运和党史的“社会青年”刘老师，给我们讲授党史。英语口语，则聘请了缅共老战士、归国华侨郑老师，也是无大学学历的“草莽俊杰”。因为班主任木文典老师与系主任刘钦先生的关心爱护，我得以豁免专业课，“吃小灶”参加刘先生和外教给青年教师开的英美文学精读。
回想起来，那时的昆明师院确是理想的学习环境。教师是“老中青三结合”的梯队，没有评估没有“工程”，自然也无人抄袭，无人交版面费，炮制“核心期刊”论文，无人骗取基金塞腰包里当学生的老板。全都一心扑在教学上，认真备课上课，随时可以请教。刘先生本人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，尤善作品分析，每一个词每一句话，皆广征博引举例阐释，是新批评派的路子。校园不大，守着几处西南联大的遗迹，烈士墓、纪念碑，让我们一边景仰先贤，一边散步读书。学生不多，互相认识，经常合作，例如与中文系同学一起办报。图书馆藏书不丰，但有联大留下的部分旧藏。除了伙食欠佳，猪肉鸡蛋仍定量供应，不及现在，其他哪一方面，如今排行榜上的“一流大学”即便租到个诺贝尔奖，能够相比？
有一年，弗吉尼亚大学的西南联大史专家易社强教授来访。做完讲座，为了体验学生生活，跟我们班一同下乡。躺在铺上聊天时，易先生说，你们现在蛮像联大呀！他看得很准。那师生戮力同心、艰苦奋斗、勇于抗争、不畏险阻的精神，继承的正是20世纪中国大学最优秀的传统。而在外语系，这自由的空气和宽容的氛围，是跟刘先生的领导与关爱分不开的。
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先生，是在1983年。他出差来北京，我陪他去会李赋宁先生。商洽什么公事忘了，只记得他们谈得投缘的笑容，以及走在未名湖畔，他那高高的颧骨上冬日的一抹余晖。刘先生去世得早，没见着上个世纪90年代大学的蜕变。不然，当歪风压倒理想之日，“主的穷人”“可怜的杰弗利”被一只只硕鼠咬住脖子，真不知他会多么痛心